朱元璋兴建南京明故宫

    独断宸衷-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
　　1368年，朱元璋称帝，定国号为明。明朝的建立，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洪武、永乐两朝，国势之强，幅员之广，不减汉唐。
　　
    明初，朱元璋极力强化君主集权制，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千余年的宰相制度，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，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庶务，宣宗以后，内阁学士权力逐步增大，六部开始受制于内阁；握有“批红”大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，地位亦日趋隆重。此外，又设立监察御史，到各地“代天子巡狩”，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。在军事上建立卫所编制，中央设大都督府，不久又取消大都督府，改立五军都督府，统率全国卫所。军队由皇帝亲自命将授印调遣，战事结束，将印归还，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，从而使兵权集于一人之手。又设立“东厂”特务机构，由亲信太监掌管，刺探大臣，清除异已。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在雄才大略的明太祖、明成祖手中，对推动全国统一，整顿吏治，抑制豪强，发展经济等方面曾起积极作用，但在皇帝昏庸怠靡、童幼无能的情况下，权力逐渐落入周围近悻手中，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廷臣倾轧争夺的现象，不能不说和极端专制主义体制有关。
　　
    明初，朱元璋励垦荒，对无主田业免征三年，田归耕者所有。又大力推行屯田制：移民置屯开垦闲旷地，卫所士兵屯耕自给，商人在官仓附近屯种输粮。并大规模兴修水利，改善灌溉条件。这些措施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永乐年间，又开凿通了淤塞多年的南北大运河，密切了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。造船业、纺织业、矿冶业、制瓷业等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，南京、北京、长江沿线和运河沿线的城市、沿海港口城市都成了繁荣的工商业都会。国家税入增多，仓廪充实，人口达到六千余万。元末农民起义摧毁了“驱口”制度。洪武初年，明令禁止庶民养奴，因战乱沦为奴者放还为民。又从法律上解除了原来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，贱民变为庶民。对于工匠的管理，仍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，但有所放松，工匠可有较多时间自由支配。匠户分两种：一种称“轮班匠”，以三年为一班，到京师无偿服役三个月；一种称“住作匠”（或称“住坐匠”），在官司作场做固定工，每月无偿服役十天。其余时间可以自营生计。由于工匠有了较多生产经营自主权，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，整个手工业生产得到刺激和促进。
　　
    明初在政治上建立君主集权专制主义的同时，在思想领域里也抢先文化专制主义。朱元璋大兴文字狱，一字之嫌，就可被处死。另一方面以八股文取士，考试命题取自四书、五经章句，解释文义以朱熹的注解为依据，各级学校，从国子监到府学、县学和社学也以此为教学内容，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，读书只为做官，要做官就得读四书、五经、写空洞的八股文。一切实际问题和实用知识被排斥于校门之外。这种科举制度严重禁锢士人思想和阻碍文化、科技的发展。
　　　　
　　南京明故宫的兴建
　　　　
　　元末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年）初，朱元璋在应天（今南京）登吴王位，是为西吴。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开始改筑应天城，建造太、天地坛、社稷坛，并在旧城东北钟山之阳建造新宫。但当时张士诚尚未平定，北伐灭元尚未开始，各项工程都只能力求简朴。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朱元璋称帝，建都问题成为当务之急。群臣讨论建都地点时，一些儒臣认为“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”，这是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结论。因此一俟时军克定河南，朱元璋就立即赶赴汴梁察看形势。由于当时中原几经战乱，民生凋敝，运输困难，很难在此建都。经过比较，还是选择了有“龙盘虎踞”的形胜，又是立国之本的应天府城作为京师，而以开封为陪都，以供“春秋巡狩”。不过，朱元璋仍认为应天偏于东南，又有长江之隔，对控制全国不利。于是在第二年（1369年）又决定将他的故乡临濠（后改为凤阳府）建为中都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。派遣左丞相李善长全面负责，大将汤和等督领大批军队与工匠民夫加紧修建宫殿、城池、街道、桥梁、寺庙、勋臣等宅和军营等工程。经数万军民劳作五年多，于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规模粗具，四月，朱元璋亲至中都“验功劳赏“。奇怪的是在他二十余天的视察后，突然宣布中止中都的建设，理由是“以劳费罢之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）。这个声明过于简单。实际上，凤阳的地理位置也并不适中，而其本身的基础和周围的农业、交通等条件又极为不利，对此，刘基早就向朱元璋建言：凤阳是帝乡而非帝都。因此，决定建都凤阳是朱元璋的一个决策错误。而直接导致朱元璋放弃中都的导火线，是否由于工匠在建造宫殿过程中使用了“厌镇法”，使这位笃信天命鬼神的大明皇帝不想在此居住（在这次事件中，朱元璋曾诛杀了大批工匠），抑或是由于中都宫殿过华丽（现存午门须弥座及蟋龙柱础雕刻，远比南京、北京宫殿华丽可证），不合政权初创时期的政治要求，则已难于深究。
　　
    放弃中都后，朱元璋才坚定了定都应天的决心，把建设重点转移到南京。原来登吴王位时所建宫室、宗庙，此时已显得过于卑小，对于大明帝国的首都来说已极不相衬。因此一方面宣称中都“以劳费罢之”，另一方面又在南京兴起大役。中都自洪武八年四月罢作后，仍作为陪都使用。凡太子、诸王习武练兵、宗室有罪幽禁、勋臣致仕，都去凤阳安置。凤阳内外还驻有八卫一所的军队。因此，“罢中都役作”只是停止大规模宫室营建，一些工程如皇陵、大龙兴寺等，仍有所续建。洪武以后中都才日趋荒废。
　　
    被朱元璋赞为“博通经史，于书无不窥，尤精象纬之学”的刘基，自元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三月应朱元璋的征召，离家来到应天（即南京），至1366年，不仅“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，验日月之光华，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三六），还为朱元璋卜宫选址，其间达6年之久，对南京的地理不可谓不了如指掌。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刘基所卜的“新宫”，竟卜在一片低洼的湖水中，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。这与中国古代占卜都城有两点是相悖的：其一：《管子•度地篇》曰：“圣人之处国者，必于不倾之地。”说的是卜地相宅不能居于地势低洼之所。《汉书•沟洫志》亦称：“古者立国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其水势所不及。”说的还是卜居不应择低洼之所。古代择都址如此，更不用说择宫址了。因此，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“新宫”宫址，恐怕是中国古代卜都建宫惟一低洼之所的特例。洪武中后期，宫城出现了“前昂后洼”的严重后果。后人出于敬仰刘基的堪舆术，为刘基卜宫湖地之误开脱责任，提出这是朱元璋所决断，“……卜筑大内，填燕尾湖为之。虽决于刘基，实上（即朱元璋）内断，基不敢尽言也”，这种说法根据是不足的。当时，朱元璋对刘基可谓言听计从，绝无“不敢尽言”之理。其二，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，“中国即天下，天下即中国”的理念根深蒂固。从周公、召公为周成五卜洛邑以降，取“天下之中”营都建宫，几乎成为古代帝王建都思想的定制，而刘基将朱元璋的宫室卜于城垣东隅，也是有违古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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