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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与《易传》
吕先生指出了《易》与《春秋》具有密切的关系，极是。但谓二者是表里关系，一个是原理，一个是办法，则于义未安。看到吕先生举的例子，越发让人感到牵强：
中国古代哲学，最尊崇自然力。此项自然力，道家名之曰“道”，儒家谓之曰“元”。《春秋》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“元”，即《易》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”之“元”。为宇宙自然之理，莫知其然而然，只有随顺，更无反抗。人类一切举措，能悉与之符，斯为今人所谓“合理”。人类一切举措而悉能合理，则更无余事可言，而天下太平矣。然空言一切举措合理甚易，实指何种举措为合理则难；从现在不合理之世界，蕲至于合理之世界，其间一切举措，一一为之拟定条例，则更难。
吕先生所云的《易》与《春秋》的关系，或可称为一家之言，但未必能得学术之实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误解二者所处的层面。我们知道，易道主要是就形而上的境界而言的，是阴阳大道，而《春秋》所评价的是形而下的历史现象，属人道。二者处在两个不同层面，其关系是上下关系。将易道于人的意义看成是“只有随顺，更无反抗”，显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化。实则，孔学的神髓在于“尽性至命”，儒者出处取舍，一本于人伦道德，成败利钝皆可置之度外。
事实上，从整个孔学来看，不仅《春秋》属于形而下的层面，其余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皆是如此。《易传》为整个孔学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，是整个体系的基础。惟如此，儒者才“忧道不忧贫”、“世治不轻，世乱不沮”，成为“仁者”、“刚者”，才能“觑定一切现实，从忧患中谋生存”，
既不虚言蹈空，又不为眼前境遇所动，“正位凝命”，如是而已。这就是二千数百年来，史不绝书的圣贤血脉。圣门广大，涵盖圆融，四科分立，三千弟子遍及天下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，极为深远。然而，如果不能把握儒门天人一贯的精神实质，徒以株守旧典、抱残守缺的乡愿、曲谨之士视儒者，则是厚诬孔学，厚诬儒者。
